根據公司治理理論，通過對比具有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和民營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具有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存在兩級委托代理鏈條，即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存在國有產權與外部代理人、外部代理人和上市公司管理層的二級委托代理情況。

其相比民營上市公司多一級委托代理，就多一層利益分配，就不可避免地多出了代理成本，且上市公司的關鍵管理人員不是市場競聘產生，而是由政府任命。

更有甚者職員與其所任命的管理層串通，國有背景的上市公司更容易滋生尋租腐敗，增加民企的代理成本。

而民營企業由于少了一個委托層級，又所有者基于自身利益，會更加主動得參與對其通過市場選聘的管理層進行監管，監管效果不言而喻。

其次，由于國有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是政府，政府基于其社會管理目標，如轄區充分就業，環境保護等，會要求國有企業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因此國有企業在企業盈利方面會有更多包袱，同時政府為了某些經濟政策的實施，可能會干預國有企業生產和定價，而不是完全由市場在供求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

相比民營企業的自主性，國有企業在激勵職工更好發展生產提升業績方面缺乏自主性，如國企限制高管薪酬，導致管理層日常經營中對提升公司業績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再就是市場在融資方面將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區別對待，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又民營企業新入者劣勢，很多業務開展很艱難，面對的競爭更殘酷。

國有企業在日常經營中無論是信貸還是發債，都更受市場歡迎。

雖然國有企業是自負盈虧，但在其財務出現問題時，由于有國家背書，其更容易從市場獲得金融支持，更有特殊情況下政府會出臺文件直接注資，進而導致國有企業管理層經營壓力不大。

而民營企業的產權性質，決定其才是市場上真正的自負盈虧者，民營控股企業經營效率的提高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歸功于這種“倒逼”機制。

基于創新的角度，上市公司創新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提升，或者新產品的出現，在差別化競爭提升企業價值，進而提高上市公司財務業績。

民營企業在控制權轉移過程中需要支付更多溢價來獲取標的上市公司，特別是購買殼資源時，由此會占用上市公司用于創新的資源。

民營大股東在獲得控制權后，有可能為彌補控制權轉移時支付的溢價而轉移上市公司的資源，因此壓縮公司可能用于創新的資源。

由于研發創新活動帶來的受益期長，其影響的是上市公司的長期業績，短期很難見到成效，因此可能會降低其進行研發創新的熱情。

而民營股東在控制權轉移時從政府手中接管的國企往往經營績效較差，民營股東有巨大的壓力為提高上市公司短期的績效，以避免上市公司由于虧損觸發摘牌退市的相關條款，而犧牲耗資巨大的研發創新活動。

國有企業控制權民營化之前，由于研發支出的回報期往往較長，遠遠大于企業高管的任期，而且因為企業的研發支出會減少當期的經營收益，屬于高風險項目。

對于國有企業的管理層來說，由于任期是有限的，沒有辦法從創新活動的未來收益中獲取利益，而又要承擔因為創新活動造成的當期損失而導致較差的經營業績，那么理性的選擇就會傾向于減少企業研發支出。

從創新收益保障的視角來看，產權保護力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到企業能夠在創新活動上獲得的收益。

這是因為：一方面如果企業所受到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較低，那么它為了***大化自身利益，往往會選擇不進行高風險的創新活動而是去竊取和侵占他人的研發成果，這無疑會降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積極性，從而抑制技術創新；

另一方面，即便企業因為技術創新活動獲取了較高的收益，但是如果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不夠，那么也可能會導致收益流失。

如果一個地區的產權保護制度較弱，那么當地企業可以通過加強政治關聯以使自身的產權保護得到提高。

因此，控制權民營化之后，隨著企業政治關聯的減弱，地方政府保護企業的私有知識產權的動機減弱，也會抑制企業創新活動的意愿。綜上基于股權性質差異導致公司治理機制和創新活動的不同，變更為民營控股的上市公司，對其財務業績改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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